回望乡镇企业，既是探寻民营经济的来路，也是为它的高水平发展摇旗呐喊！无数草根企业家的崛起，成了改变中国的重要时刻。它让我们正真看到广袤乡村所孕育的能量。未来，我们又该如何依托这广袤天地，持续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毋庸置疑，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2025，中国继续努力！

  这是我写在新作《潮起潮涌》这本书开头的一句话。前面“民营经济看浙江”，大家似乎并无异议，就是“乡镇企业看宗汉”口气有点大，但我并不觉得忐忑。因为在此地走访了大半年，我不仅知道了这里的确在乡镇企业上曾走在前列，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第一家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就诞生在这里——在我们以前的认知里，无锡的春雷造船厂是中国的第一家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但事实上，它还要略晚于宗汉的这家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这不仅有确切的史料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不像春雷造船厂那样慢慢的变成了遗迹，而是一直在传承当中，今天它以太阳实业的面目，依旧闪现在世人的视野里。

  宗汉其实是条街道，但也没几年之前，它还是镇，还是乡。能够准确的看出，它是农村城市化的结果。而它所在的城市，是宁波的慈溪。慈溪是慈孝文化而著称，流传有董黯孝母的故事。但不管如何，在中国4万多个乡镇街道中，这条街道不算是最出名的那个。只是，不最出名并不影响它的特色。

  宗汉的源头，正是马宗汉。他是宗汉马家路村人，生于晚清。身逢乱世的他，自小就渴望用一腔热血救国救民。他19岁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22岁加入光复会；1905年赴日本留学，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秋瑾重要的革命伙伴；后又随绍兴徐锡麟迁往安徽，组织安庆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内军械所，后被捕就义，牺牲时仅24岁。据说在安庆监狱关押50天内，清吏用尽毒刑，穷问党与，其坚贞不屈，始终不吐名单及机密。1930年，为纪念马宗汉，设了宗汉乡（老宗汉）。1989年10月，宗汉乡改称宗汉镇。1992年，慈溪市实施“撤区、扩镇、并乡”，境域新界乡、高王乡、潮塘乡并入宗汉镇，成为现境（2001年撤镇设街道）。

  今天的安庆，有吴越街，有锡麟街，惜乎没有宗汉街。但这并不影响马宗汉和安庆之间的关联。所以，当我在从宁波去往安庆的火车上，接到邀请去调研宗汉街道的乡镇企业史时，我顿时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因为我就是一个安庆人。

  我们无疑都受益于马宗汉这些烈士的前赴后继，从而敢叫日月换了新天。但追本究源，这一切都源于这块土地的向潮而生。

  慈溪属于近代宁波最重要的一份子，也是宁波面向海洋的最前沿。看今日地图，其南，是四明山麓及山脚下的宁绍平原，其北，正是钱塘江入海口（杭州湾）。于2003年6月8日奠基建设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正是北起浙江嘉兴海盐县，南至浙江宁波慈溪市。这无疑就是潮起潮涌之地。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到杭州湾看钱塘江大潮，已然成了一种风尚。

  从客观上看，作为沿海城市，这里与潮相搏是常态。我曾在《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中写道，尽管与海洋要时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海洋文明也因此在这潜移默化当中，注入了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的基因。所以，向潮而生的慈溪和宁波，有着开阔的眼界，同时都不怕困难和勇于抗争。

  只要我们留意，就会发现，今天的慈溪，事实上几乎都是人力造陆、向海要地而成。在今天宗汉街道的南境，有个大古塘，正是在北宋庆历七年（1047）的冬天，由时任余姚县令谢景初带领沿线民众所开挖的——这透着两个信息，一是此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隶属余姚。余姚有个名人，叫王阳明。王阳明的实践精神与成就事功的价值观，是清代学术及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本源。所以此地多受王阳明及浙东学派的影响，重于事功，义利并重，所以并不讳言经商、做生意。这无疑是乡镇企业能在这里率先崛起的文化底色。

  另一个则是这里的“天赋”并不好。若不是因为筑堤围田，今天的宗汉乃至慈溪大片土地，还藏在海水的下面，只有潮退之时才有机会露出来。筑堤不但可以保护更多的土地不被海水冲刷，而且围出的田，可供更多的人生存。所以慈溪是个名副其实的移民之城。日后，新的北进又不断地上演，从明永乐年间直到清乾隆年间，他们开筑了新塘、周塘、潮塘、二新潮塘、三塘（榆柳塘）、四塘（利济塘）这 6 条海塘，生生造出了慈溪三北平原的核心地带，也让以前是个长条形的宁绍平原，向北逐渐有个弓型隆起。

  只是，围出来的土地，住人并不易。因为它不是熟土，更多的是盐碱地。所以只能煮盐。就连余姚的余，经考证都是盐的意思。当然，也可以种植一些棉花。至于水稻，基本上产量很低。宗汉到清代早期也因此形成以“三白” （盐、棉、米）为特色的农业经济——也正是为了建设商品棉基地，1954 年，国家对宁波的县境做了重大调整，将以植棉为主的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北部整合在一起，成立新的慈溪县。在这次调整中，余姚县周朝区、逍林区、浒山区、周行区、泗门区、临山区等 5 个区的部分和镇海县龙山区的北部划归慈溪县，宗汉也一并被划入。

  人多地少又无产量，导致宗汉乃至整个慈溪在农业社会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采访慈溪实施“撤扩并”后的宗汉第一任党委书记陆友祥时他所说的一句话，一株棉花一株稻，一生一世富不了。

  当垦殖和农耕支撑不了家庭的基本生活时，这里的人只好在非农领域想办法。我曾将这种转变定义为“穷则思变”，著名财经作家胡宏伟先生则说自己曾有一个更绝妙的形容，那就是“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

  进入新华社工作后，胡宏伟就将目光锁定在浙江非公有制企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上，进而成为浙江民营经济的观察者和推动者。多年来的审视，让他发现浙江经济在现实之外也有一个“钱塘江线”，它将浙江分成了南浙江和北浙江。北浙江靠近苏州，拥有杭嘉湖平原大片腹地，所以在改革开放前后走的是苏南模式，是大集体经济。按照他的说法，那就是“有米有绸的地方不会有太大的改革冲动”。而在南浙江，则多为山区，和福建更为相似。所以北浙江还带着吴侬软语，南浙江如温州、台州、丽水、义乌则更相信“爱拼才会赢”。与此同时，北浙江在改革上比大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来得更彻底，也更民间。其推动了产权私有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进而推动以民营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在这两点的结合下，调动了千百万人民的积极性。

  相比之下，尽管在地理上位于北浙江，举头望杭州、嘉兴和上海，低头则见绍兴及宁波，位于繁华的包围之中，但是它那“唐涂宋土”的现状，却让宗汉乃至整个慈溪都是繁华之中的“洼地”。胡宏伟把慈溪称为“浙北的小温州”，一种原因是说它的本土资源和温州一样，在浙江没有优势，所以有着吃饱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这里的人民像温州人一样自强不息，靠着自己的脑袋和双手，凭借着“四千四万精神”，硬生生地在非农领域杀出一条生路来。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宗汉乃至整个慈溪的生长史时，你一定会发现，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与海争地的历史，不仅形成了这片热土的围垦文化，也让与天斗、与海斗的战斗精神，融入了这里每个人的血液。他们不怕危险，也不怕失去，一旦成功，他们就会赢得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在《潮起潮涌》中写道，“同时，也正因为是向海而生，这里的人民又多了海一般的的包容和奋进。必须得说，处于海与山之间，向南，高山仰止，让人心境沉稳，做事务实；向北，极目越天阔，又添了航海、冒险的冲劲。事实上，正是因为海的存在，慈溪自古便与外界联系频繁，在盐和棉花之外，优质瓷器的生产也让慈溪成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点。在不断的对外交流当中，慈溪的‘视界’或者说格局，也一并增大。”

  1907 年，周塘西村的马礼全开始用木制的“土机器”轧棉花，以土办法从事籽棉加工皮棉。越做越大后，开始配备了引擎（煤气发动机），采用机器动力。到1927年前后，马礼全的家庭企业取名为“马如盛花行”。1930年，花庄又添置机器，开始兼顾碾米。抗战期间，经营被打乱，忍痛分家。1950年前后，二儿媳俞浓彩利用分家后的机器与人合办私营米厂——工人轧米厂——后改为“慈溪县新业临时粮食加工厂”。1956 年1月，新业为了继续生存，主动响应“一化三改造”号召，从私企转入农业社成为社办厂，即“宗汉黎明农庄粮棉加工厂”。这就是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诞生的全过程。日后，它进一步摇身变成了“宗汉综合厂”。

  这无疑是棵幼弱的树苗，随时都可能会被时代的风雨给夭折。但幸运的是，这里处于沿海，相比儒家文明比较浓墨重彩的内地，有着相对开明的大小环境。

  在小环境上，由于宗汉大致位于大古塘和二塘之间，让它较二塘之后的众多乡镇或村落，较早地成型并被垦殖，所以起步也相对较早。

  在大环境上，新慈溪是由原先的三北平原整合而成，这让慈溪丢掉了慈城，也让宗汉远离了浙东文化的重镇、王阳明的故乡余姚，损失虽然有些惨重，但是它并没有丢掉“浙学”中的事功文化，以及“工商皆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其他传统的“包袱”，宗汉可以轻装前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以改革的意愿相对突出和坚定。与之相应，在慈溪任职的领导干部，都相对开明，允许各种尝试，哪怕没有政策也会想办法给政策。所以，在这本书中，我独独辟出了一章，叫《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由于是三北平原上重新整合的新慈溪，所以国有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国有企业（那时还叫国营企业）对乡镇企业以及个私企业的挤压没那么严重。为发展当地经济，当地政府只能对乡镇企业乃至个私企业“高看一头”，所以，这会让更多的从业者感到身心舒畅，从而能积极地投身创业。

  此外，靠近江浙沪，也让宗汉受益匪浅。一方面，江浙沪的整体改革氛围对宗汉有着很强的引领作用。日后，太阳实业的创始人马信阳在回忆自己家族的创业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步鑫生。当年的步鑫生，正在一湾之隔的海盐，他的工厂员工仅 70 余人，固定资产只有两万多元，年利润仅5000元。全厂90%的工人已到退休年龄的红星服装厂（海盐衬衫总厂前身），打破“大锅饭”，推行“联产计酬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砸掉“铁饭碗”的用工制度，对慵懒怠工的职工予以辞退，坚持“打牌子，闯路子，创特色”的经营方针，这一系列改革措施让厂子一举壮大。尽管海盐衬衫总厂最终因为某些因素导致走向落寞，但步鑫生的独创精神还是提振了无数人的士气，当然也包括马信阳——这个马礼全的孙子，从宗汉综合厂跟着父亲跑推销起步，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日后，接手综合厂旗下的慈溪县东方红纺织器材厂——正是在这家器材厂，马信阳通过研发技术，打造了日后在业内鼎鼎大名的“太阳洲”输纱器，推动了国内针织由小圆机向大圆机发展。换句话说，浙江慈溪纺织器材厂创造了通过功能性核心部件带动整机升级的奇迹。太阳实业也因此“升起”；

  另一方面，来自江浙沪得天独厚的资源，也让宗汉得到了很大的进补。也就在慈溪推行行国有、集体、乡镇、个私“四个轮子”一起转之际，大量来自上海国有企业的“星期天工程师”来慈溪帮扶，搞活了一方经济，致富了一方百姓。如果在今天，我们大家可以称它为“共享智慧”。

  这些对陆汉振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这个一开始走街串巷卖“米胖”（爆米花）的小手工业者，在闻到春风来临的气息之后，毅然投身创业——从承包村办五金塑料厂，将雪球越滚越大，最终成立了整个浙江都闻名一时的锦纶厂，也就是日后金轮集团的前身。也就在这创业过程中，陆汉振除了到江苏太仓塑料厂等地取经之外，他还从上海第九化纤厂请来了周幼霖等几位工程师，然后又通过他们的关系，请来了十几位技术人员。对待这些人才，陆汉振像对待国宝一样精心呵护，不但给予住宅和高薪，而且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使他们在异地他乡感受到温暖，进而全身心地投入利用废旧塑料研发新产品的征程。陆友祥记得，当年自己还和在金轮集团负责供销的副总陆汉德夫妇一起，陪同周幼霖等人去往香港考察。

  1992 年 6 月 28 日，他在厂庆五周年的报告中大胆宣布：将原本单一的锦纶厂快速打造成一个涉足“化纤纺织、热能发电、机械制造、房产开发、国际贸易”等五大行业的公司集团。这种超常规、跳跃式的思路使得公司制作规模迅速扩大：1993 年至 1996 年连续 4 年，金轮集团产值雄踞浙江省乡镇企业第一名，帘子布产量达到 4 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跃至 35%，一举夺得全国首位，成为亚洲最大的锦纶帘子布生产基地，从而结束了我国帘子布依靠进口的局面，反而成为出口大国。

  当年的慈溪，有“五只羊”之称。这里有着双重意思，一是他们都出生在羊年。二是他们都在乡镇企业发展上充当了领头羊。陆汉振便是其中之一。

  同样，为了将自己的高王激素厂做大做成功，1987 年冬季，以大队干部身份开始创业的岑尧云和儿子岑坚不停奔波在宁波、上海等地，想方设法邀请技术师傅。到了1988年 5 月 9 日，他们聘请的师傅终于把激素样品给做出来了……

  今天，当我们回头再看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那些创业者，你会发现除了“能工巧匠”、相对拥有资源以及掌握信息的大队干部，更多的还有“牛鬼蛇神”——所谓的“牛鬼蛇神”，都是以前乡镇企业当中搞推销、搞外勤的那些人。当时广告和流通渠道少，需要靠人不断地和外界对接和交流，才能把生产出的产品推销出去。无疑，能做推销员的，都能说会道、思维活泛。当然，也因为他们比常人更能“折腾”，有时还擅于一些“小动作”，在朴实的乡村或者特殊的年代，常被视为“异类”。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比别人信息灵通，对市场敏感度高。这里就包括宁波兴业盛泰集团的创始人胡长源——他是我采访的所有宗汉企业家中最让我能联想起“野草”这个意象的企业家，也就是说，哪里有市场的空白，就往哪里钻。他也在我面前自嘲是“乱跑的无轨电车”，但是，他靠着到处做手表带、各种冲压件以及徽章等加工生意，在1979 年就成了万里选一的万元户，到 1984 年，已积累起百万身家……

  此外，还有“父子并肩来创业”。直到今天，“父子齐上阵”也是浙商创业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像计划经济时代，马信阳跟着父亲一起跑推销。到了乡镇企业逐渐改制、成为民营经济的一部分之后，父子之间就更是并肩作战了。在宗汉，像太极环保公司的史汉祥、史跃展，复能集团的邹林元、邹宁，宁波第二激素厂的岑尧云、岑坚……都是“上阵父子兵”。不过，他们中间也有区别，比如说有的老一辈是董事长，掌握大方向，子女是总经理，冲锋在一线；有的老一辈也是董事长，子女则成为各个分公司的负责人；有的老一辈则退出一线，作为“军师”而存在，子女遇上问题随时向他们请教。

  2024年12月24-26，我在慈溪参加了两场活动，一场是由宁波市委统战部、工商联指导，慈溪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杭湾潮涌青蓝接力——‘浙商新力量’新生代企业家培育工作观摩会”，一场是由宗汉街道主办的“赓续地域创业文化，推动宗汉更好发展”迎新动员大会。在这两场活动中，我都对某一位企业家给予了敬意，那就是慈吉教育集团的徐娣珍。她的出现，让宗汉的企业家群体变得更多元，也印证了女性也是创业的半边天。必须得说，正是受益于改革开放，并在四千精神的指引下，努力通过农村工业化，让一个没有区位优势、没有资源天赋、没有产业基础的土地，改变了命运，涌现了像金轮、兴业、慈吉、人健、太阳、太极、诚和管业、包钢展昊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并成为这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将书取名为《潮起潮涌》，既是暗合这片土地门口的那片海洋的真实图景，同时，也暗喻了这块土地上的内生之力，它们一旦潮起，便不断潮涌。

  也就在这两场活动中，我用了与“潮”相关的四个词语，来表明我对这片土地，以及自这片土地涌现的浙商群体的看法，第一个词是向“潮”而生，第二个词就是善于弄“潮”。这些从我前面的文字中均可见一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成为“潮”流：除了让四千精神深入人心之外，很多企业家都不忘初心，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也带动了身边的人成长，并不断地通过公益反哺这个社会。我在宗汉庙山村，就看到了它在企业家的带动下，从一个落后乡村，变成了别墅遍地的幸福场。

  未来已来。而世界竞争形势也日益加剧。但我相信，这里每个向潮而生的人，不会害怕下一个浪头，也更会期待下一次潮涌。所以，我希望接下来，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都会：永立“潮”头。

  今天，当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门口，再次回望过去，一是要深刻认识到，当前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和推进，都和过去乡镇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有了乡镇企业当年的实践和各种先期实验，才有了今天工业立市乃至高水平发展的前提和基因。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忘了乡镇企业当年的创新和创造。

  这一伟大成就曾经引起了邓公的感慨：“农村改革中我们绝对没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兄在给我的这本《潮起潮涌》所作的序言中，也认为，和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尽管到1990年代后，由于农村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市场之间的竞争激烈、科学技术创新滞后、资金筹措困难等因素开始势微，加上经济改制等原因，乡镇企业逐渐隐身，而成为了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得益于它的发展，规模空前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由此开启，从“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纵横全球市场的“农民企业家”和亿万“农民蓝领”，既发展了经济，也使工业文明在原野扎根发芽，进而推动这一个国家日新月异。更重要的是，它在推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这对宗汉乃至整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应对未来挑战特别的重要。在诸多时代红利推动下经历了几十年快速地增长的中国，接下来所要面对的或许是低增长、高成本、时代红利不再的局面。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传统成熟型中国非公有制企业怎么样应对通胀、衰退与滞胀？怎么来实现企业盈利性持续增长？这样一些问题得靠这一些企业家用企业家精神回答。

  所以，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走近宗汉，并用数十万字的篇幅来聚焦宗汉这么一个街道，不仅仅是因为冥冥之中的天意，更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短短的几十年，来向世人展现了一段珍贵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从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宗汉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乡镇街道的内在原因，还能看到中国人民“人穷志不短”，在困境下永远自强不息、努力寻找出路的力量，以及智慧。过去可以，未来也一定可以。

  也就在走访宗汉之后，我又紧锣密鼓地走访了另一个工业城市——东莞。它同样是农村工业化的典型代表，通过三来一补等外向型经济，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成为广深之间的特色存在。只是，从集体土地经济很快走向出租经济（尤其是1990年代末到2010年前后酒店业的爆火），让这里的乡镇企业发展相对瘸腿。除了太阳神、马可波罗、华美还有三只手机之外，很少有本土品牌。这也进一步制约了民营经济在东莞的发展。直到2001年之后，东莞开始大打外资牌、城市牌的同时也打民营牌，与此同时，从各大外资工厂中接受训练并不断成长的打工仔、打工妹，也加入了创业的队伍，东莞的民营经济才有了成势的迹象。

  某种意义上，重新发现宗汉，也是为民营经济在当下的发展摇旗呐喊。不是所有城市都能成为东莞，但是它们却可以向宗汉学习。

  在学习之外，我们还需要谨记的是，只有农村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未来，我们应该打造新的乡村企业，推进高质量的镇域经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推进镇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等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像东莞的32个镇街，个个皆有特色，个个皆过百亿。在浙江，像苍南灵溪镇，有着浙闽台水产贸易城、温州浙闽副食品商城、中国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集散中心等14个亿元以上专业市场；瑞安塘下镇，以汽车智配闻名；永嘉桥下镇，则有各类教玩具及配套生产企业1300余家，是为“中国教玩具之都”……能够准确的看出，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是“镇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而今天的宗汉，也有更大的想法，那就是在庙山周边，还将形成一条乡村振兴示范路线，是为银边庙山。

  曾经看到了这样一则思考，那就是今天很多城市大多打造在城市的边缘或近郊打造产业园、工业园，将散落在各个乡镇的企业都试图纳入其中。这对产业园的发展是个功绩，但是乡镇自身又该怎么样发展，农民又该如何就地就业？

  这些学习和思考，都无疑有助于我们永立“潮”头。也就在《潮起潮涌》一书中，我还提出了几个观点，一就是坚守初心，从“乡镇”企业走向“乡村”企业。

  二是致力改革，从“管”理到“治”理。未来，我们应该努力从一元的、垂直的“管控”思维，向多元、交互共治的“服务”思维转变，并进而实现当地营商环境的提升。此外，在政策、资金、服务等多方面对民营经济多加扶持，更重要的是，发动国有企业与更多有能力有专长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等多个层面对接需求，通过“大手”牵“小手”，让民营经济得到赋能。对企业本身来说，此前相对落后的认知，与传承家族式或者封建家长式的管理模式的结合，往往会导致企业的发展出现无数问题。这也决定着，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大转型的今天，我们应该尽快地破除“人治”思维，加强现代化治理建设，以防范风险、提升企业价值。

  三是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从创“新”到“创”新。在乡镇企业刚刚起步时，我们的创新更多体现在“新”上，只要做的是过去没再次出现过的东西，或者做的是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大多都能取得成功，主打的是一个新鲜、新奇，而不是追求技术上的含金量。但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只图一个“新”，已经很难说服人了。所以，今天的创新，更多地落脚在“创”上。只有建立在创造上的新，才是高水平发展的新，才是征服人心的新。未来的我们，只有深入挖掘“创”新的逻辑和内涵，把握“创”新的方向，并持续创造，才能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是科技为本，从“胆量”到“技量”。所谓的“胆量”，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必须得说，宗汉早期的企业家无不是靠胆量所取胜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胆量有时也会让人头脑发晕，面对市场形势，做出过激甚至是错误的判断。当然，也有些人年纪大了，心态不一样了，开始变得中庸了，保守了。但不管有还是没有，到了今天，已然不是靠胆量来论英雄了。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日益成熟和规范，给不了胆量太多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随着网络、5G、人工智能以及数据革命等到来，整个社会创业的基础已经水涨船高，不是靠胆量就能攀上成功的顶峰了。那么，未来不靠胆量，我们靠的是什么？那就是“技量”。所谓的“技量”，就是技术上的含金量，换句话说，就是智慧含量。我们只有紧紧依靠科研，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通过全架构（运营、管理、品牌、市场等）注入智慧资源，才能让自己跟上时代的节拍。当然，如果在“技量”的基础上，我们再发挥自己的“胆量”，那倒两全其美。

  五是精神不灭，从“能”吃苦到“会”吃苦。毫无疑问，浙江民营经济能走到今天的地位，跟从困难时期绝地反击下形成的的“四千四万精神”有关。当时，大家是能吃苦的，也是不怕吃苦的。但到了今天，物质丰裕了，大家似乎不用吃苦，也不舍得吃苦了。这似乎并不是很正确的认知。要知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苦难也并不会随时代的进步而离开我们的视线。只是，今天的吃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节衣缩食、筚路蓝缕，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任何困难面前既要懂得稳住阵脚，以不变应万变，更要懂得主动作为，敢为天下先。今天，我们依旧在重提“四千四万精神”，一种原因是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着各种挑战；另一方面就希望我们能吃苦，更要会吃苦，面对挑战保持定力、不怕鬼、不信邪、不怕压，面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做好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然后迎难而上，为最终强盛我们的国家而努力奋斗。

  六是绿色低碳，从生存到生态。无疑，我们过去的发展，都是粗放型的，追求的是规模，是快速，为的是抢占市场，进而存活下来，所以难免对周边的环境缺少考量，造成了很多生态的欠账。但是今天，我们对生态的关注，俨然不同以往了。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包括对青山绿水的追求。未来的企业，一定在环保上是高要求的，那种对生态不友好的企业，也一定很难生存下去。相信我们的民营经济会有这方面的自发意识。

  七是开放共存，从内外有别到内外兼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因为实力弱、规模小，以及人才储备上相对薄弱，导致业务很难拓展到更远的地方，基本上集中在国内市场。幸运的是，那个年代国内市场足够提供它们生存空间。不过，也有个别优秀的企业，已经把目光放得更长远。这种“走出去”战略，到全球布局，在今天“内外双循环”时代下尤其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所以，未来的我们一方面要将内外兼修作为自身的重要素养，另一方面，利用“走出去”来倒逼我们不断的提高机能。

  八是志存高远，从财富传承到文化传承。我们自然希望财富能不断地传承下去，因为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但是它在今天俨然不是主要目标，我们更希望传承下来的是思想，是文化，是家风，是人类进步不灭的火焰。只有这样，才会保证我们的财富是安全的，不会在未来的日子一夜被“清零”。

  所以，未来的年轻一代，既要努力投身经济建设，壮大我们的经济实体，但与此同时，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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